《易傳》與《荀子》天人觀比較

作者：趙衛東 （山東師范年夜學齊魯文明研討院傳授、全真道研討中間主任,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孔子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二旬日壬寅

          耶穌2017年5月15日

 

 

 

《易傳》與《荀子》是先秦儒家兩部主要典籍，依照戴君仁的說法，兩者作者時、地附近，能夠是戰國早期蘇、皖、魯、豫邊區一帶的南邊儒者。但是，二千多年以來，兩者命運卻判然不同。《荀子》一向被視為儒家之“歧出”，未能獲得應有的重視。《易傳》卻與《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一路，成為思孟學派的主要經典，遭到歷代包養dcard學者的推重。自上世紀八十年月以來，陳鼓應又提出《易傳》屬于道家之說，認為《易傳》與齊學關系親密，其部門篇章能夠作于稷下學宮，而荀子作為稷下師長教師，曾三為學宮“祭酒”。不論能否批準陳師長教師的觀點，但學界今朝幾乎都認同《易傳》與《荀子》曾受過道家思惟的影響，尤其是在天人觀方面受道家思惟影響更深。但是，《易包養一個月傳》與《荀子》的天人觀并不完整雷同。

 

一、品德天人與天然天人

 

在中國哲學史上，儒、道兩家皆以“天人合一”為最高人生境界，可以說，“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基礎特征。張岱年曾言：“中國哲學有一最基礎觀念，即‘天人合一’。認為天人本來合一，而人生最高幻想，是自覺的達到天人合一之境界。”但是，儒道兩家對“天人合一”的懂得卻分歧。儒家強調“以天證人”，重在“人”，所以荀子批評孟子“蔽于人而不知天”（《荀子·解蔽》）；道家強調“以包養網心得人合天”，重在“天”，所以荀子批評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兩家關于“天人合一”的以上差異，源于它們對“天”、“人”的分歧懂得。儒家從品德角度規定“天”和“人”，而道家則從天然角度規定“天”和“人”。雖然《易傳》、《荀子》皆為儒家經典，但因《荀子》深受稷下道家思惟影響，所以兩者對“天”、“人”的規定完整分歧。

 

在陳鼓應提出“道家主干說”之前，《易傳》一向被視為正統儒家經典，因為其基礎思惟與思孟學派分歧。好比，在對“天”、“人”的規定上，《易傳》與《中庸》、《孟子》如出一轍，即皆從品德意義上來懂得“天”、“人”。《易傳》中天德重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生生不息。《彖上》曰：“年夜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年夜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年夜，品物咸亨。”乾為天，坤為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六合具有生生不息之性，即“六合之年夜德曰生”（《系辭》）“生”乃六合之內在天性，恰是在此天性自不容已地感化下，萬物甚至人類纔得以生滅繁衍，所以“生”是《易傳》之“天”的重要品格。（二）健動不已。《象上》曰：“天行健，正人以自強不息。”《系辭下》又曰：“夫乾，全國之至健也，德性恒易，以知險。”在生生不息天性的驅動下，“天”又具有“健動不已”的品德。又曰：“年夜哉乾乎，剛包養ptt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全國平也。正人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除生生不息外包養一個月價錢，天還具有健動不已的品德，以上“天行健”、“全國之至健”、“剛健中正”等皆是對天健動不已天性的描寫。天雖然具有“生”、“健”等能動感化，但它包養女人并不是人格神。《系辭下》曰：“子曰：全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冷往則暑來，暑往則冷來，冷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以上說明，《易傳》之“天”并非人格神的天，而是具有“生”、“健”天性的形上之天，即義理之天。包養留言板

 

《序卦》曰：“有六合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萬物與人類皆六合所生，這即是中國哲學中“生成人成”的觀念。因人類乃六合所生，所以人類便具有與六合一樣的天性，即“乾道變化，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彖傳上》）。如上所述，天的“生”、“健”天性具有明顯的價值傾向，即皆屬善的天性，正因這般，其才可以使萬物“保合太和”、“品物咸亨”。與此相應，由六合所生之人類的天性天然也應該是善的。《系辭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上講的“繼善成性”與“乾道變化，各正生命”意義雷同，徐復觀解釋云：“‘繼之者善也’的‘繼之’的‘之’字，我以為指的是由上文一陰一陽的變化而來的生生不息。一陰一陽的結果即是生養萬物，所以繼之而起的，即是生生不息的感化。一陰一陽的變化，與生生不息，照理論說，是同時的，也可以說是一件事。但為了表現創生的順序，所以用有時間性的‘繼’字。今生生不息的繼續，用另一語言表達，即所謂‘顯諸仁’，即六合仁德的顯露。既是仁德的顯德，便天然是‘善’的，所以便說‘繼之者善也’。”正因為“繼善成性”之“性”必定為善性，所以《系辭上》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以，與《易傳》從品德角度懂得“天”一樣，其也從品德角度來懂得“人”，認為人道本善。

 

通過以上對《易傳》“天”、“人”的考核可以看出，其對“天”、“人”的懂得與《中庸》具有分歧性。《中庸》云：“六合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云：“《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即講的天之“生生不息”，而“於穆不已”則是講的天之“健動不已”。《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便是“繼善成性”。正因這般，戴璉璋說：“《易傳》與《中庸》的作者，置身于統一時代，他們在儒學傳統中所承繼的修人性以證天道的教義是雷同的，而由此再進一個步驟，放眼于六合，游心于萬物，今天道以弘人性的觀點也完整分歧。是以兩者的思惟最為接近，甚至于在語言情勢上都有類似的處所。”但是，《易傳》與《中庸》對“天”、“人”懂得的分歧，也恰好反應出其與《荀子》對“天”、“人”懂得的分歧。

 

與包養管道《易傳》從品德角度規定“天”、“人”分歧，《荀子》則從天然角度來規定“天”、“人”。《荀子·天論》云：“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年夜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包養感情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又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顯然，《荀子》之“天”既無人格神的意味，也不是品德意義上的“天”，而完整是天然之天。所以，牟宗三說：“荀子之天非宗教的，非形而上的，亦非藝術的，乃天然的，亦即科學中‘是其所是’之天也。”《荀子》雖然明確講過“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之類的話，但其對人之規定，即其人道論，卻并非性惡論，而是天然人道論。《荀子·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天然，謂之性。”《性惡》云：“古人之性，饑而欲飽，冷而欲熱，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成學，不成事……不成學，不成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通過以上不難看出，《荀子》“論人之性完整從天然之心思現象而言”，其對“人”的規定是天然的，而非品德的。

 

從品德還是天然角度來規定“天”、“人”，是《易傳》與《荀子》天人觀的重要差異。《易傳》從品德角度來規定“天”、“人”，這是對先秦孔孟精力的繼承，屬儒學主流思惟。《荀子》從天然角度來規定“天”、“人”，或許正如學者們早已指出的那樣，這是遭到了稷下道家的影響。兩者對“天”、“人”的分歧規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天人觀上的分歧。

 

二、天人合德與天人分職

 

《易傳》在天人觀上，既強調天與人的區別，又尋求天與人的合一。區別的重要體現有兩個：起首是地理與人文的劃分。《彖傳上》云：“剛柔交錯，地理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地理，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全國。”這說明，雖然《易傳》區分了地理與人文，但并未割裂二者，“觀乎地理，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全國”，觀天可以知人，觀人可以化天，天與人不成朋分。其次是天道、隧道與人性“三才”并立。《系辭下》云：“《易》之為書也，廣年夜悉備，有天道焉，有人性焉，有隧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所以有天道、人性、隧道之別，即“三才之道”。但是，因為“《易》之為書也不成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高低無常，剛柔相易。不成為典要，唯變所適。”（《系辭下》）所以，天道、人性、隧道之間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周流六虛、唯變所適，通過易變，天、地、人實現了貫通。

 

天、地、人貫通的哲學基礎乃是“生成人成”的觀念。“生成人成”是中國哲學的共法，儒、道、墨、法等各家皆遵遁這一原則，作為儒家正統經典的《易傳》當然也不破例。《序卦》云：“有六合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高低，有高低然后禮義有所錯。”又云：“有六合，然后萬物生焉。盈六合之間者唯萬物，放受之以《屯》。”《系辭下》還云：“六合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以上皆是《易傳》對“生成人成”這一原則的描寫。恰是在此“生成人成”原則的基礎上，《易傳》提出了“天人合德”的幻想尋求，即“夫年夜人者，與六合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後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白話》）是以，《易傳》的天人觀可以歸結為在“生成人成”基礎上的“天人合德”。

 

與《易傳》主張“天人合德”分歧，《荀子》則提出了“天人之分”的說法。《荀子·天論》云：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克不及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克不及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克不及禍。故水旱不克不及使之饑，包養網心得冷暑不克不及使之疾，襖怪不克不及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克不及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克不及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克不及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冷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成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對于以上這段話的懂得，重點在于若何解釋“天人之分”的“分”字，以往重要把“分”解釋為“區分”、“區別”、“分開”等，這樣以來，“天人之分”就與“天人合一”具有了對立的意義，“天人之分”強調的不是天與人的分歧或合一，而是天與人的區別。但是，假若細檢這段引文，依照荀子的意思，似乎并不完整這般。雖然“天人之分”的“分”字有區別之意，但這并不是荀子所真正要表達的，其真正要表達的不是“天人分立”，而是“天人分職”，即天有天的職責，人有人的職責，天與人應各司其職，不克不及彼此僭越，這才是荀子的真實意圖。在別的一段話中，荀子對此表達的很是明白，其云：“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年夜，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論》）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倡導“天人分職”，并不是要走與“天人合一”相反的理路，而是針對當時的時弊而發，路德斌曾說：“荀子的‘天人之分’論并不是或許說重要不是針對孟子的‘天人合一’論而來，他的矛頭所向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天人合一’論，即墨家的天志、明鬼理論，陰陽家的天人感應學說，以及彌漫于全社會的巫祝、科學觀念等等。”正如以上所說，荀子提出“天人之分”的目標，并非是反對“天人合一”，而是反對或批評“天人感應”。

 

但是，除了“明于天人之分”外，荀子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題，這個命題歷來被視為荀子主張“人定勝天”的證據。《荀子·天論》云：“年夜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看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掉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別的，《荀子·王制》還云：“六合生正人，正人理六合。”要正確懂得以上兩段話的意思，關鍵在于搞明白此中“制”、“理”二字的義涵。此中“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字無疑是“裁制”或“制裁”之義，而“正人理六合”的“理”字則是“管理”之義。但問題是若何“裁制”、“管理”，假若以“天人對立”的思維來“裁制”、“管理”，以上兩段話天然就有了“人定勝天”的意味，反過來，假若以“天人合一”的思維來“裁制”和“管理”，那么，就有了人性應順應天道的意味。依照荀子的理路，應該是后者，即“包養網VIP制天命而用之”、“正人理六合”并沒有“人定勝天”的意思，更非“天人對立”的證據，而實際上是天道與人性統一的表述。因為荀子的天人觀并不像過往所懂得的那樣，主張“天人對立”，而是提出了一種與思孟學派分歧的“天人合一”形式。

 

荀子主張“生成人成”，而“生成人成”的觀念中便暗含著“天人合一”的意味。荀子認同“生成人成”這一點已經獲得諸位先賢的認同，好比，牟宗三就把“生成人成”視為“荀子之基礎原則”，韋政通也云：“荀子‘生成人成’一原則之構造，即純由禮義之功效問題之思慮中而導引出。故‘生成人成’的理論，實即荀子功效論的重要部門；荀子的基礎精力，亦即由禮義功效的追逼下而步步彰顯。”所以，“生成人成”不僅是荀子天人觀的基礎，並且還是其整個哲學的基礎原則，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的廣泛共識。牟宗三從荀子的“生成人成”中看到的是“天”與“人”的“被治”與“治”，其云：“荀子之天是負面的。因是負面的故在被治之列，亦如性之被包養網比較治然。性惡之性亦是負面的。生成人成，自生成方面言，皆是被治的，皆是包養網單次負面的。此無可云善也。自人成方面言，皆是能治的，正面的。此方可說是善。而其所以善則在禮義法式。”牟師長教師是為了突顯孔孟與荀子的分歧才這么說的，而實際上在中國哲學中，“生成人成”是“天人合一”的基礎。以儒、道兩家為例，雖然它們對“天”與“人”的懂得分歧，但都認同“生成人成”這一觀念。在此基礎上，也都認同“天人異性”，即天與人的天性是雷同的，只不過儒家認為此天性為品德，而道家則認為是天然。荀子既然也認同“生成人成”，那么，他當然也主張“天人異性”，與道家一樣，其認為這個“性”是天然，而非品德。假若我們視“天人異性”為“天人合一”的一種表述，那么，就不得不承認荀子也贊同天人合一。

 

通過以上考核可以看出，荀子的“天人之分”，并沒有“天人對立”的意思，正如魏元珪所言：“荀子所說的天人之分，并非反對歷來儒家所倡的天人相契，天人合一的精力，其重要關鍵乃在于天有其職，人有其分，故應各盡其當盡之職。人不克不及廢弛其職分而妄求天，天亦不克不及奪人所應負之職，故倡天人分工說。”既然這般，荀子的“天人之分”與《易傳》的“天人合德”的分歧，并不在于能否主張“天人合一”，在這一點上，兩者并沒有差異，它們的差別重要在于能否承認“天人交感”，即《易傳》認同“天人交感”，而荀子卻堅決反對這一點。

 

三、天命之性與內在取法

 

《易傳》與《荀子》在天人觀上還有一個配合點，即兩者都主張人性取法于天道。對于這一點，《易傳·系辭》中有明確表述：

 

生成神物，圣人則之；六合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系辭上》）

 

易與六合準，故能彌綸六合之包養網VIP道。仰以觀于地理，俯以察于地輿，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逝世生之說。（《系辭上》）

 

圣人有以見全國之賾，而擬諸其描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圣人有以見全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系辭上》）

 

古者包犧氏之王全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系辭下》）

 

依照以上所說，易道乃取法于六合之道，是圣人“仰以觀于地理，俯以察于地輿”，取法于“生成神物”、“六合變化”、“六合之象”的結果。《易傳》認為，《周易》之八卦乃包犧氏所作，當年包犧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不僅這般，具體地講，《周易》中的象、爻、圖也是圣人取法六合之道而作。“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這是講的圣人取法六合之象而作河圖、洛書。“圣包養行情人有以見全國之賾，而擬諸其描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這是講的《周易》之象乃圣人取法“全國之賾”而來；“圣人有以見全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這是講的《周易》之爻乃圣人取法“全國之動”而來。既然易道乃圣人取法六合之道而來，那么，《易傳》中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便通過易道得以貫通，六合之道可以通過易道來教化人，而圣人也可以通過包養留言板易道來上達天德，從而實現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合一。

 

與《易傳》分歧，《荀子》中人性取法天道的說法，重要體現在荀子有關禮之來源的闡述上。荀子“隆禮義而殺詩書”，禮在荀子思惟中占有很是主要的位置，對于禮之來源，荀子采納了“圣人制禮作樂”的傳統說法。《荀子·禮論》云：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克不及無求，求而無懷抱分界，則不克不及不爭，爭則亂台灣包養網，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是禮之所起也。

 

禮有三本：六合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六合，惡包養條件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荀子認為，禮并非像孟子所說的那樣，是人生來既有的，而是先王（圣人）所制。人生來就有各種欲看，這些欲看若得不到節制，就會引發爭亂，為了防爭避亂，先王“制禮義以分之”，這即是禮的來源。恰是從這一意義上，荀子纔講“禮生于六合”，但這個“生”并非孟子所說的“我固有者也”，即其不是六合所賦予人類的，而是人類取法六合包養站長而來的。所以，這個“生”是從取法的意義上來講的。並且，僅有六合并不克不及產生禮，除了六合之外，還需求先祖和君師，只要三者皆俱，禮方能產生。若“三者偏亡”，則禮將無由產生。先祖即下面所說的先王、圣人，作為“類之本”，其感化是取法六合以制禮，而君師的感化則是“治之本”，即禮的落實者與實施者。所以，荀子才講“禮，上事天，下事地”。

 

荀子認為，圣人的重要感化乃在于取法六合，其云：“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于地，塞備六合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廣博以致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圣人。”（《王制》）圣人“上察于天，下錯于地”，便是《易傳》所云的“仰觀俯察”，只要通過取法天道來制訂禮義，并用禮義來管理全國國家的人，纔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圣人，取法天道乃圣人的職責之一。除了六合之外，圣人還要取法四時與陰陽，《荀子·天論》云：“所志于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包養感情志于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圣人通過取法天、地、四時和陰陽來制訂人類社會的規則，并以這些規則來管理全國，從而實現天下昇平的幻想。

 

當然，六合之道是日新月異的，作為人類社會法則的禮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圣人在取法天道以制禮義的同時，還要根據天道的變化來適時的調整禮義。所以，荀子在《禮論》中說：“六合則已易矣，四時則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既然荀子主張人性取法于天道，那么，人性即同等于天道。禮作為圣人取法于天道所制訂的規則，就不僅適用于人類社會，並且還適用于六合萬物。《荀子·禮論》云：“六合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斗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這般以來，六合、日月、四時、星斗、江河、萬物甚至于人類，便具有了同樣的規則，在荀子看來，這個規則便是禮義。既然六合萬物與人類社會遵守同樣的規則，那么，天與人天然就在這一點上得以合一。

 

通過以上闡述可以看出，雖然對人性與天道的懂得分歧，但《易傳》與《荀子》在人性取法于天道這一點卻表現出極年夜分歧性。但是，以上所講的人性取法于天道都是內在的取法，而非內在的取法。什么是內在的取法與內在的取法呢？內在的取法即人對天道內在表現的模擬，好比“仰觀俯察”，此中包含人對天道運行規則或規律的歸納。內在的取法是通過“生成人成”的過程來實現的，即平凡所說的“天賦”，好比《中庸》所講的“天命之謂性”。內在的取法是一個經驗的過程，而內在的取法卻是後天的稟賦。通過內在的取法，只能實現人性與天道的形似，而不克不及最終實現兩者本質的雷同；通過內在的取法，人性與天道可以實現本質意義上的統一。是以，以內在的取法為基礎上的“天人合一”是不徹底的，而以內在的取法為基礎的“天人合一”則是純粹而徹底的。《易傳》與《荀子》的分歧，并不在于內在的取法，而在于內在的取法。《易傳》除了有以上所說的內在的取法系統之外，而有一個內在取法的系統，即“天道變化，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以利貞”，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荀子》則只要內在的取法，而無內在的取法系統。是以，當我們說《荀子》也主張“天人合一”時，指的只是經驗的、內在的“天人合一”，而非內在的、後天的“天人合一”。

 

四、窮理盡性與積善成圣

 

雖然《易傳》在天人關系上，具有“天命之性”與“內在取法”兩個系統，但此中占重要位置的依然是前者。以上已述，《彖上》所云“乾道變化，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系辭上》所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表達的就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的意思。《易傳》認為，人的天性稟承自天，人道與天德雷同。圣人通過仰觀俯察取法六合之道所制之易，并不是人之天性，乃是對六合萬物之理的模畫。易是術，由術可以達道，但掌握術只是達道的條件之一，僅有術并不克不及必定得道。因為術屬形下之域，道則屬形上之域，由形下之術通往形上之道，需求有一個超出，僅憑術自己是不克不及完成這個超出的，它還需求其他的條件。所以，在達到“天人合一”的途徑上，掌握術只是一個需要條件，而非充足需要條件。在《易傳》看來，要實現上達天德，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命之性”與“內在取法”這兩個系統缺一不成，但此中“天命之性”比“內在取法”更為最基礎，因為它不僅是人實現內在“天人合一”的先決條件，並且還是“內在取法”的最終歸趣。

 

雖其這般，但《易傳》畢竟存在一個“內在取法”的系統，而這個系統所成績的重要是知識而非德性，所以，與《論語》、《孟子》、《中庸》比擬，《易傳》對知識加倍重視。其云：“仰以觀于地理，俯以察于地輿，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逝世生之說。”（《系辭上》）仰觀俯察屬于知識性活動，而幽明、終始、逝世生則屬于形上之域，以上顯然認為，通過仰觀俯察等經驗性的認識活動，可以實現由形下到形上的超出。同時，《彖上》又云：“正人以多識媒介往行，以畜其德。”“媒介往行”屬于知識的范疇，“多識媒介往行”說明了《易傳》對知識的確定，但是，“多識媒介往行”可以“畜其德”則表白，《易傳》認為，由知識可以通于品德。《系辭上》又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全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全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可而至。”不論多么深不成測，多么奧妙玄通，但無論“極深”還是“研幾”都屬于知識的根究，所以通過它們可以“通全國之志”、“成全國之務”。並且，由“極深”、“研幾”可以“通神”，可以達到“不疾而速，不可而至”的不成思義之境。

 

但是，以上并不是《易傳》上達天德的通途。《說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品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致于命。”依照以上說法，人要上達天德需求經過三個階段，即“窮理”、“盡性”與“至命”；或許說，包養妹只要兩個階段，即“窮理”、“盡性”，因為“天命之謂性”，所以，“性”即“命”，“命”即“性”，“盡性”即“至命”，這是對統一階段的分歧表述。以上所提到的“仰觀俯察”、“多識媒介往行”以及“極深”、“研幾”等，皆屬于“窮理”這一階段，但“窮理”并不是《易傳》的目標地點，其目標是“盡性”，所以，“窮理”只包養妹是“盡性”的手腕，“盡性”纔是最終目標，因為只要“盡性”，方可“至命”。“盡性”不克不及靠《易傳》內在取法的系統，得通過內在超出方可成績。《系辭上》云：“《易》無思也，無為也，肅然不動，感而遂通全國之故。非全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無思無為，肅然不動，感而遂通，皆不是“窮理”，而是“盡性”的過程。《中庸》云：“唯全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六合之化育；可以贊六合之化育，則可以與六合參矣。”依照《中庸》的以上說法，“盡性”需求依賴“誠”，只要達到“至誠”，方能盡六合萬物之性，而盡了六合萬物之性，纔可以與六合參，即達到“天人合一”之境界。《易傳》以上所說的無思無為、肅然不動，便是誠的功夫，“感而遂通全國之故”即盡六合萬物之性。為什么這么說呢？《中庸》又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又云：“唯全國至誠為能化。”還云：“至誠通神”、“至誠前知”。是以，與《中庸》一樣，在《易傳》看來，要實現由“窮理”至“盡性”的超出，必須要通過誠的功夫。誠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功夫，若以誠的態度來窮理，則窮理便成為了一種功夫，這種功夫可以把窮理的內在行為內化，從而達到盡性的目標，實現由窮理至盡性的超出，即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在天人關系上除了“生成人成”外，其最重視的就是內在的取法，并是以在成圣功夫上尤其重視知識的積累。《荀子》認為，“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禮論》）因受道家思惟的影響，荀子在人道論上主張天然人道論，認為每個人生來就具有天然的天性，知識與品德皆后天教化的結果。不僅通俗人這般，圣人也是這般，《荀子·性惡》云：“故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圣人與眾人在天性上是雷同的，它們的區別不在于天性，而在于后天的教化與學習。因知識學習是成圣的主要途徑，所以荀子很是重視學習，他專門撰寫了《勸學》篇，重要闡述了學習的主要性。在荀子看來，學習包養管道不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性的過程，而是一個終身的尋求，《勸學》云：“學不成以已。”又云：“學至乎沒而后止也。”荀子認為，學習是一個永不成停歇的過程，它將伴隨人之終生，直到逝世為止。

 

但是，《莊子·養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人的性命是無限的，而知識卻是無窮的，以人無限的性命往尋求無限的知識，這在莊子看來是一件很笨拙的工作。這一點荀子也認識到了，《荀子·儒效》云：“正人之所謂賢者，非能遍強人之所能之謂也；正人之所謂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謂也；正人之所謂辯者，非能遍辯人之所辯之謂也；正人之所謂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止）矣。”正人比通俗人高超的處所，并不在于他無所不克不及、無所不知，而在于他有所止、有所終。正人的學習并不是自覺的，而是有必定的尋求目標，這個目標就是成圣。《解蔽》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全國極矣。”《勸學》云：“學惡乎包養意思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禮論》云：“學者，固學為圣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平易近也。”包養dcard但是，因荀子只要內在的取法的系統，所以其所說的學習重要指的是知識的學習，但單靠知識的學習卻無法成圣。

 

正如荀子以上所說，圣王既是“盡倫者”，又是“盡制者”，“盡倫”便是內圣，“盡制”便是外王，“盡倫盡制”實際上便是“內圣外王”。知識的學習只可以說有助于“外王”的實現，卻無關乎“內圣”即品德的培養。其實，荀子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倡導學習的同時，又提出了“積善成圣”的觀點。《性惡》云：“今使涂之長期包養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考孰察，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六合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以上說明，荀子認為，圣人乃人之所積而致，其所積者有兩個方面，即學與善，圣人由積學、積善而成，積學可以“盡制”，積善則可以“盡倫”。《儒效》又云：“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蒼生，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為之而后成，積之而后高，盡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以上提到，“積善而全盡”，則可以稱之為圣人，所以說“圣人者，人之所積也。”不論是積學也好，還是積善也好，既然是“積”，則必定為一經驗的過程。但是，從荀子以“盡倫”、“盡制”、“盡善”規定圣人來看，既然圣人能“盡”，那么，其必定是一超出的對象。通過“積”這一經驗的過程，若何來包養平台實現這一超出的對象呢？這是荀子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對于以上這個問題，荀子提出了兩個解決計劃，即行與誠。（一）行，即品德的實踐。《儒效》云：“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義，當長短，齊言行，不掉豪厘，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荀子認為，知識的學習并不是最終的目標，其最終的目標是把理論運用于具體的實踐，即“學至于行之而止”。圣人是一個品德與政治的實踐家，而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家，要成圣起首要化知識為實踐，即把學轉化為行。荀子在《勸學》篇中曾云：“真積力久則進。”“進”即性命化、內在化，要把知識性命化、內在化，就需求通過“行”，只要通過品德與政治的實踐纔可以把內在的倫、制、善內化于主體的性命之中，成為主體本身性命的一部門，從而成為盡倫、盡制、盡善的圣人。（二）誠，即虔誠的態度。《不茍》云：

 

正人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蒼生期焉。夫此有常，以致其誠者也。正人至德，嘿但是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平易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六合為年夜矣，不誠則不克不及化萬物；圣人為知矣包養站長，不誠則不克不及化萬平易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包養軟體誠則卑。夫誠者，正人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掉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誠”在《中庸》中是一個很是主要的概念，其具有本體的位置，其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但是，從以上所云“誠心守仁”、“誠心行義”來看，荀子所謂的“誠”與《中庸》有天壤之別，它只是一種虔誠的處事態度，而尚未上升到本體的位置。那么，荀子為什么還這么重視誠呢？剛纔提到，“行”有一個主要的效能是“進”，即內在化的過程，而“誠”同樣也有一個主要效能，這個效能是“化”。雖然我們經常講“變化”一詞，但在古漢語中“變”與“化”意義并不雷同，“變”重要是指量變，而“化”則是指質變。在荀子看來，假若一個人懷著誠的態度來幹事情，時間久了就會產生化的後果，即便本身發生質的變化，由通俗人變為圣人。顯然，荀子所說的“行”與“誠”依然帶有明顯地的經驗痕跡，好比，他講的“真積力久則進”、“長遷不反則化”，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皆是以經驗的積累為“進”、“化”的條件。並且，荀子最終也沒有說明白若何通過經驗的途徑來實現超出。可是，荀子引進了“行”、“誠”兩個概念，并試圖以此來買通形上與形下的通道，無疑開辟一條分歧于思孟學派的超出之路。

 

總之，《易傳》與《荀子》在天人觀上有同有異。起首，它們從分歧角度對“天”、“人”做了規定。《易傳》從品德角度規定“天”、“人”，“天”乃義理之天，“人”乃性善之人。《荀子》則從天然角度規定“天”、“人”，“天”乃天然之天，“人”乃天然之人。其次，雖然兩者皆認同“生成人成”的觀念，但在天人關系上卻判然不同。《易傳》承認“天人感應”，主張“天人合德”。而《荀子》則堅決反對“天人感應”，提出“明于天人之分”，主張“天人分職”。再次，兩者皆認同“天人合一”，只是合一的方法分歧。《易傳》在“天人合一”的形式上，具有“天命之性”與“內在取法”兩種，而《荀子》則只要“內在取法”一種。所以，《易傳》的“天人合一”是本質的、內在的，而《荀子》的“天人合一”則是經驗的、內在的。最后，兩者都以成圣為最高幻想目標，但在成圣的途徑上卻有明顯分歧。《易傳》秉承孔孟之精力，提出了“窮理盡性以致于命”的超出方法，主張通過內在超出的途徑來達到“天人合一”，從而實現圣人的人生境界。而《荀子》則提出了“積善成圣”的超出方法，主張通過積學積善來成績盡倫、盡制、盡善的圣人人格。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