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包養網比較、章學誠與荀子思惟關系研討：透視乾嘉新義理學的一個新視角
作者：鄧國宏
來源：原載自 《戴震、章學誠與荀子思惟關系研討：透視乾嘉新義理學的一個新視角》，鄧國宏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書，2021年10月
學界早有一種見解，認為乾嘉思惟學術和荀子存在著主要的關聯，惜乎沒有太多的具體論證，因此未受重視包養情婦。劉師培曾有言道：“曾子、子思、孟子，皆獨樹一幟言者也，是為宋學之祖；子夏、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為漢學之祖。”[1]劉氏此包養網車馬費處漢學與宋學相對而論，其漢學概念即重要指的是乾嘉漢學。[2]其論頗有創見，但實亦淵源有自。實際上乾嘉學者對于本身思惟學術與荀子之關聯已有一種比較明確的自我意識。
汪中《荀卿子通論》言道：“荀子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蓋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傳之，其揆一也。”[3]荀子不僅作為周孔之傳的儒學正統位置得以貞定，並且作為傳經之儒的抽像，實已隱然具有了乾嘉思惟學術之典范的位置包養犯法嗎。乾嘉學者為其經學包養軟體研討的學術范式在原始儒學、晚期經學中尋找道統和學統上的依據，而他們于此特別抉發出來的人物就是荀子。
汪中在極力稱揚荀子之外，又特別表揚被視為荀子再傳門生的漢儒賈誼[4]，考辨了他們的學術傳承和貢獻包養網評價。研討者們以為，經由汪中的考證，一條由周、孔經由荀長期包養子而及漢儒的儒學學統表之而出。對此溫航亮說道：
假如將汪中對賈誼的表揚與對荀子的表揚聯系起來看，就會發現，汪中確定了荀子之學出于孔子，又以傳經的功績將孔子的學說傳于后世；而賈誼之學又淵源于荀子，后世的經學、辭章之學又源于賈誼。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條由周公到孔子，再到荀子，再包養網單次到賈誼，然后是后世學術的清楚的發展路線，汪中本身雖然沒有明確地說明，但我們完整可以將這一路線稱之為“孔荀”儒學授受統系。[5]
彭公璞亦有雷同論述，其言曰：
汪中為我們清楚地展現了儒家學派孔荀一系的學術流變進程；此一學派由孔子發端，經過子夏、仲弓傳至荀子；再由荀子傳授至漢初經學諸家，三傳至賈誼；之后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劉歆等人皆有研習。由是觀之，漢代學術甜心寶貝包養網無論經今文學、經古文學派皆受其沾溉。恰是有了荀子的貢獻，漢學與原始儒學才血脈相連，貫通一體。[6]
溫、彭二人都認為，汪中之論通過孔子、荀子、漢儒之學術傳承聯系的確定，將荀子以及漢代學術納進儒學學統，做了“漢學與孔子的對接”[7]任務。而以汪中為代表的乾嘉學者又自認學宗漢儒，認為本身的學術乃是對于漢代學包養一個月術的繼承與發展。這般一來，乾嘉漢學便順利通過荀子與漢儒的中介而包養網站上接周公、孔子的先秦儒學正統了。
這是一種分歧于宋明儒者道統論的新的學統懂得。它的提出具有與宋明理學之道統說相對抗，為乾嘉思惟學術尋找學統上之正當性的意義。溫航亮指出，乾嘉學術僅靠崇揚漢學比宋學更古，并缺乏以為漢學樹立在儒學內部的符合法規性；為達致對于漢學符合法規性的充分論證，乾嘉學術必須為漢學找出與孔子之間的聯系，汪中的任務就是為這種聯系尋找到了證據。他以為：
乾嘉學術作為宋明理學的一種反動，直接站在其對立面，最后必定請求打破理學家樹立起來的包養情婦、并賴以存在的“孔孟”授受的學術統系，并樹立新的統系說。假如不為漢學找到與孔子相聯系的證據，僅僅依附漢學是比宋學更為陳舊的一種學術形態，顯然是很難在儒學內部獲得其本身的符合法規性的。汪中的《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序》等研討著作，雖然在研討的過程中并沒有直接以解決這一問題為目標，但由此發現的荀子和孔子、賈誼和荀子之間學術上的內在聯系，卻為論證漢學與孔子思惟的聯系找到了靠得住的依據。[8]
彭公璞有著年夜致雷同的見解，其論述更為仔細清楚，尤其重視包養平台提醒汪中之論對于乾嘉漢學尋找本身學統上之正當性的意義。其言曰：
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云：“《史記》載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于荀卿則未詳焉。”似乎他考定孔荀一系的學術源流僅僅是出于“補史之闕文”的考證興趣，但細讀其文，則可發現他實“有年夜義寓焉”。雖然對于孔荀一系在漢以后的流變，汪中沒有再論及，但從其學術傾向以及所處的以“漢學”為號召的清代樸學佈景看，汪氏的意見是很明確的：孔荀一系的學術傳統在清代再次獲得恢復，清代樸學就是這一傳統的正統繼承者。由于從孔子到荀子的學術系統淵源有自，其授受關系清楚可考，故這一系統包養網心得在儒學內部具有學術上的符合法規性和正當性，其現實意義是賦予了清代樸學符合法規性和正當性。汪中考鏡孔荀一系的學術源流，實際蘊含著重建學統，與宋明理學道統論相對抗的思惟意圖，目標是要打破官方理學的權威主義、獨斷主義，為樸學話語對抗理學話語尋求理論上的支撐。[9]
此論以為，汪中雖僅只考索孔、荀及漢儒之間包養ptt的授受聯系，不曾論及此一學術傳承在后世之繼承與演變；但其意甚為顯明——清代樸學即為孔荀一系學術傳統的復興；所以，汪中的論述實有賦予清代樸學以學統上之正當性的感化，且具有與宋明理學的道統論相對抗的思惟意圖。
以上溫、彭所論均為灼見，但還只是論及汪中從儒學普通傳承（師承與經典授受）方面將荀子及漢儒納進儒學學統的意義，仍具有必定的局限性。對于汪中關于荀子思惟學術之傳承的考證，持守宋明理學之道統說的學者仍可以在承認其結論的同時而對荀子之道統位置不予承認。師承與經典的授受并不克不及為論證“漢學與孔子思惟的聯系”供給充足和靠得住的證據。縱然師承及經典之授受關系俱在，但他們仍能否認荀子及漢儒就獲得了孔子儒學的真精力。宋明理學之道統論認為程子、朱子得孔孟儒學千年不傳之真精力，本來強調的就是道統在于實質性之儒包養甜心網學精力年夜義的相續，而不在內在情勢包養犯法嗎之師承傳襲與經典授受。宋長期包養明理學家及現代新儒家否認荀子、漢儒之道統位置，都是認為荀子及漢儒思惟精力不合適他們所貞定的孔孟年夜義。他們基礎沒有涉獵荀子、漢儒與孔子之師承授受關系的問題，但假如向他們說起孔、荀及漢儒之間的這種授受關系，他們年夜多生怕也不會否認，因為也用不著反對。師承與經典授受，雖然也是一種重建學統的證據，但那只是一種外緣的證據，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汪中的考辨重建了儒學學統，“為論證漢學與孔子思惟的聯系找到了靠得住的依據”[10]，既是一種過度的溢美，又遺漏了汪中更為主要的論述內容。不過，“汪中的考證已在某種水平上表現出對儒學學統重建的企圖”[11]則是毫無問題的，僅此一點在乾嘉時期其意義就已不成低估。
其實，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中，并不完整是從師承及經典授受來論證荀子在儒學學統中的位置，他也有從思惟實質方面來確定荀子思惟與正統儒學的聯系。田漢云指出：
汪中推重荀子，似有過于孟子。這不僅是考慮到荀子在傳承經典方面的特別感化，同時也著眼于荀子思惟的嚴重價值。他特別點明：“荀卿所學本長于禮。”他又具體指陳了《荀子》為二戴《禮記》所取資，并說曲臺之禮乃是荀學之主流余裔。既然《禮記》在后來亦升格為經，《荀子》應在儒家學統中占有何種位置，也就不言自明了。汪中這樣看問題，與清代樸學家以禮學取代宋儒理學的主旨是分歧的。由此看來，汪中愛崇荀子的深意，在于整合先秦儒學的思惟資源，重建儒學的理論體系。[12]
其意以為，汪中特別點明荀子學長于禮以及《荀子》與《禮記》關系親密，便是從禮學的側面確定荀學包養網單次與儒學、經學之正統精力分歧。別的他特別留意到，汪中確定和強調荀子禮學與儒學正統之聯系，與清代學者主張“以禮代表”[13]的思惟傾向是分歧的。周積明于此則更為明確地認為，乾嘉學者存在一種重建禮學學統的傾向，汪中《荀卿子通論》的寫作是其表現之一[14]，其觀點獲得田富美的呼應[15]。
而溫航亮在《荀卿子通論》之外對于汪中思惟的整體考核使得我們對于汪中此一溯源荀子重建禮學學統的盡力之具體意涵有了更為了了和深刻的懂得。其言曰：
在汪中的思惟中，先秦學術流變的“源”（即“太史之官”）和“流”（即“諸子”），都與“禮”息台灣包養息相關，所謂學術發展變化，不過是對“禮”的認識的變化過程，“禮”恰是由“史”而“諸子”的先秦學術源流的配角。不單這般“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禮”還是一個國家施政的最基礎依據。[16]
此論具有嚴重的認識意義，它意味著汪中對于禮學學統的重建并不止于經學、儒學傳統之內而言，而是將子、史之學也包含進來了。溫航亮認為，在汪中的先秦學術史觀中，從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整個秦漢包養合約學術傳統，都是以禮為焦點的。其言汪中：
當他的研討視野擴展到諸子學時，便發現了由“甜心花園史”而“諸子”的先秦學術發展史，認為儒學和其他諸子一樣，都來源于“古之史官”。“古之史官”的最最基礎理論依據在“禮”，因此后代的學術傳統也以“禮”為最最包養違法基礎的源頭。“古之史官”又包養網dcard依據“禮”“以成國典”，因此“禮”又是經世思惟的最基礎依據。事實上，汪中表現在一些文章中的“用世”思惟，恰是從“禮”的思惟出發的。此后的揚州學者即在汪中的基礎上以“禮”來解說經典，并且打出了“以禮代表”的旗幟，盼望以“禮”為經世的東西來實現漢學的現實價值。[17]
在汪中的思惟中，禮學的學統不僅是儒學的學統，並且是從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整個秦漢學術的學統，因此也理應成為后世一切思惟學術的正統。在這思惟學術之正統中，荀子與周公、孔子具有同樣主要的位置和意義，所以他倡言“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18]。在這樣的學統懂得之下，“以禮經世”的思惟觀念成為汪中權衡一切學術的主要標桿，諸子之中不僅儒家的荀子、賈誼，並且墨子的一些思惟由此也獲得其積極的評價。所以汪中的諸子學研討既有其根據王官之學散為百家的學術史認識而來的對于諸子各家思惟的廣泛包涵，又有其“以禮經世”的焦點關懷，絕不是泛濫無主的。溫航亮由此認為，“汪中并不如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極力倡導先秦諸子之學，即便有這種倡導的姿態，那也是盼望通過對諸子的研討，正包養平台確地輿解和闡發儒家一向以來所追尋的‘先王之道’”[19]。在這樣的認識下，汪中對于荀子生平及學術的考證、表揚所具有的意涵得以真正準確地定位。假如借用周積明的說法，乾嘉學者存在一種廣泛的學統重建的意識，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漢學學統的重建、經世學統的重建、禮包養行情學學統的重建，那么在汪中那里三者是合而為一的，漢學學統、經世學統、禮學學統的重建其實是統一個學統的重建，而荀子在這個學統中無論是從哪個方面來看都具有特別主要的位置。
總之，經過汪中的論述，荀子不僅作為周、孔包養違法之傳包養違法的儒學正統位置得以貞定，並且具有了乾嘉思惟學術之典范的意義。乾嘉學者就這樣為其以“通經”“明道”“經世”為焦點內容的思惟學術幻想在原始儒學、晚期經學中尋到了道統和學統上的依據。這一新的道統和學統懂得，雖然不廢孟子，但對于《孟子》進行了分歧于宋明理學的新的詮釋[20]；更為主要的是將被宋明理學家們所消除的荀子從頭納進進來包養網站，并給予特別的確定。在這一新的學統和道統懂得之中，體現的不僅是汪中，也包含其他許多乾嘉學者對于若何“整合先秦儒學的思惟資源，重建儒學的理論體系”[21]的廣泛思慮。既然這般，那么考核乾嘉學者在“整合先秦儒學資源，重建儒學的理論體系”之中荀子思惟具體發生了什么樣的感化，或許說乾嘉思惟學包養感情術與荀子之間畢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就是一個需求具體厘清的極為主要的課題了。恰是基于以上認識，本書選擇以“戴震、章學誠與荀子思惟關系研討”為題”，來對以戴震、章學誠為代表的乾嘉學者的義理思惟與荀子學說的關系做一考核。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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